晉綏革命根據地，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持，在華北敵后創建的四大革命根據地之一，它為奪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晉綏革命根據地包括晉西北、晉西南和綏遠大青山（今屬內蒙古自治區）三個地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戰場，與中共地方組織、山西新軍部隊和統一戰線組織“戰動總會”“犧盟會”等一起，分別創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和晉西南抗日根據地，又從晉西北挺進綏遠，開辟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1939年“十二月事變”被粉碎后，晉西北結束了雙重政權的局面，正式建立了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晉西南轉入地下隱蔽斗爭；大青山地區則在反頑斗爭勝利后也正式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隨后，三塊相對獨立的地區統一為大戰略區晉綏革命根據地。

一、實行“三三制”政策，探索新民主主義政體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闡述了黨關于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政策：（一）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性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二）實行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權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組織成分的一種政治制度，也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具體組織形式。晉綏革命根據地從1940年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后，頒布了《晉西北村選暫行條例》，直接從群眾中選舉村干部，各階級各階層的廣大群眾積極地投入了村選運動，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村選、區選和縣選，為建立各級“三三制”政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1942年2月，又頒發了《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產生辦法》《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常駐委員會組織條例》等一系列有關建立晉西北臨參會的選舉法和組織法，從法律上保證了“三三制”的實施及新民主主義的政體的完善。

1942年5月21日，晉西區黨委發出《關于更進一步的貫徹政權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提出從組織上保證“三三制”貫徹的具體措施：第一，在內地區的專署、縣府可由九人組成，限黨員三人參加組成黨團；第二，不要用政民聯席會議取消政務會議；第三，適當選用非黨人士。這之后，“三三制”政策得到進一步的貫徹實施，從組織上保證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擁護。

二、貫徹“三三制”政策，普遍開展村選運動

自抗戰以來，晉西北建立的政權一直處于不正規的狀態中，在1940年9月以前，晉西北村政權是建立在村長閭鄰制基礎上，很不穩固。1940年9月11日，晉西北行署召開第二次行政會議，首先把健全村政權作為1940年以后三大中心工作的頭一項。中共晉西區委書記林楓在這次會議上專門就“健全村政權的問題”進行了明確的闡述。會議還頒布了《晉西北村選暫行條例》和《晉西北村政權組織暫行條例》。

按照中共晉西區委的指示和要求，按照條例的規定，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立即投入了村選的準備工作。從1941年3月起，晉西北從行署到區逐級召開了選舉準備會議，成立了由政、民機關共同組織的村選指導委員會，各村都建立了村選委員會，并確定了二十二個行政村為試選單位。10月，經過試選取得經驗后，拉開了整個晉西北村選運動的序幕。通過村選活動，各地村政權的面貌為之一新。各村都成立了村國民大會、村代表會。村國民大會為村中的最高權力機關，休會期間由村代表會代行其職權。村代表會既是民意機構，又是行政機構，是一身二任的統一體，充分體現了“三三制”原則。

三、執行“三三制”政策，召開晉西北臨參會

晉西北在順利完成村選后，便投入了更加熱烈的臨時參議會（以下簡稱臨參會）參議員的選舉運動。1941年8月22日，晉西北行署召開第三次行政會議，林楓代表中共晉西區委提出召開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的提議。這個提議受到全體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此后，遂由各黨派、各界組成“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籌備委員會”，負責進行參選工作。籌委會委員共十五人，包括了各黨派、各地方名流、政府、軍隊、民運、工人、婦女，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的代表。他們是：中國國民黨元老續范亭，中國共產黨晉西區委林楓，晉西北行政公署牛蔭冠、武新宇、張雋軒，晉西北軍區甘泗淇、羅貴波、閻秀峰，晉西總工會康永和，晉西婦女救國聯合會姜寶箴，青年抗日聯合會及學生救國聯合會羅毅，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亞馬，新聞界廖井丹，教育協會杜若牧及開明士紳劉少白。

籌委會成立后，立即著手進行工作。首先公布了《臨參會籌委會組織條例》及參議員產生辦法、選舉辦法等。接著，各級、各界籌委會也相繼成立，一般都分設宣傳、選舉事務和秘書三個部門。在宣傳上，籌委會共印制了《告同胞書》《召開臨參會的宣傳提綱》《為什么召開臨參會》等二十六種宣傳品，以小冊子、傳單、漫畫、木刻等形式為最多。同時，晉西北各報紙也都不斷登載有關臨參會的文章、解說及消息、通訊等。籌委會還通過召開座談會，以及利用廟會、集會、燈會場合，運用秧歌、戲劇、歌曲等形式宣傳。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晉西北（晉綏邊區）臨參會于1942年10月24日在神府縣胡家莊隆重召開。這標志著晉綏革命根據地民主政治建設推上了新的發展高峰。參加會議的包括參議員及各界人士共四百余人。到會參議員一百四十五人，還有各黨派代表，抗日軍人代表，工、農、學、商、文化等各界的代表，以及蒙、滿、回少數民族代表和國際友人等。代表中有內地區的，有游擊區的，也有敵占區的，充分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參議員中，共產黨員有四十七人，占參議員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各界參議員百分比是：士紳名流占百分之十三點八，抗日軍人占百分之六點二，中小學教員占百分之二點七四，學生占百分之一點三八，文化界人士占百分之二點七四，婦女占百分之六點九，工人占百分之三點四四，商人占百分之三點四四，少數民族占百分之零點六，國際友人占百分之零點六九，農民占百分之四十八點三一，區以上行政干部占百分之九點六四。在臨參會的選舉運動中，不折不扣地實行了“三三制”政策。

大會歷經十八天時間，順利完成各項議程。會議接受中共晉綏分局的提議，通過了《鞏固和建設晉西北的施政綱領》；會議還通過了晉西北臨參會，晉西北行署，晉西北縣、區、村各級政府組織條例及《晉西北保障人權條例》等一系列條例、法令；選舉產生了邊區參議會正、副議長和駐會委員，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晉西北行政公署正、副主任和行政委員會委員。從而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將晉綏邊區的新民主主義政體完善并固定下來。

晉西北臨參會是一次團結、民主的大會，大會總結了新政權建立以來的工作，聽取了軍事報告，決定了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針，并民主選舉了常駐會委員及政府正副主任，健全了晉西北最高一級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從而使晉綏邊區新民主主義政治構成了完整的體系。

四、推行“三三制”政策，完善民主政治建設

1945年4月1日，晉綏邊區行政公署作出“關于參選縣選的決定”。決定指出：由于近年來群眾性對敵斗爭的勝利和生產運動的開展，邊區人民的政治覺悟和參政要求大大提高，為此，行署決定，在全邊區開展村選運動的同時，今年實行縣選和邊區大選舉，改選晉西北臨參會，成立晉綏邊區參議會，并在各縣成立縣議會，使邊區民主建設更加完備。決定要求，在選舉運動中必須貫徹“三三制”政策，把各種運動中產生的人民優秀代表吸收到各級政府和議會中，進一步鞏固抗日民主政權，更有力地領導今后的各項工作。4月5日，晉綏邊區選舉委員會在興縣成立，武新宇、劉少白等十七人被聘請為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了《晉綏邊區參議會選舉條例》《晉綏邊區縣議會選舉條例》等法令。條例規定：參議員（縣議員）采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方法選舉，淪陷區和邊緣區不能直接選舉者可進行間接選舉。選舉中要貫徹“三三制”，使民意機關和政府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同時，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還公布了《晉綏邊區參議員縣議員選舉辦法》《晉綏邊區參選縣選選舉委員會組織條例》和《晉綏邊區縣議會組織條例》。

由于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充分的準備，又有普遍村選的群眾基礎，參選縣選工作進行的非常順利。首先由各村、區選出縣選參選代表，再由縣議會選民代表大會選舉縣議會議員。1945年8月24日，興縣縣議會選民代表大會結束。接著，方山、岢嵐、神府、臨南、保德、臨縣、五寨、河曲等縣都相繼召開了縣議員選舉大會。9月5日，一分區正式選出參加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六名代表。9月13日，三分區也正式選出了參加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五名代表。9月16日，六分區選出五名參加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選舉工作在民主、團結、平等、競爭的原則下熱烈進行。

五、“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的成就和經驗

（一）選舉民主按章辦事

“三三制”政權規定凡年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行了普遍的無差別的民主選舉。特別是允許競選，選民可以對候選人進行選擇，以最終選出自己滿意的人員，而且可以隨時罷免那些不合格的人。針對當時有較多的共產黨員被選到政權機關中這個現象，中共各級組織身體力行，嚴格遵守“三三制”的基本原則，如果選舉的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超出三分之一，那么共產黨員就自覺退出或辭職；如果在選舉過程中黨外人士未滿，則采取相應的措施補上。這些措施保障了“三三制”在組織上的成功實現。

（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三制”政權建設之初，許多黨員干部在思想上想不通，行動上有抵觸。針對這些思想上的誤區，中國共產黨明確指出：“第一，實行‘三三制’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就是要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都有說話辦事的權利和機會；第二，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占少數，而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任何一個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及中間階級的利益，不尊重中間階級的參政權利，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是不可能的。”這些說服教育工作及時糾正了當時許多黨員干部在“三三制”問題上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觀念，為“三三制”政權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關于解決黨的領導權問題

實行“三三制”，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只占三分之一，如何保持中共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就成為必須加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對此，毛澤東同志指出，“要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因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實踐證明，中共對“三三制”政權的領導，并沒有因政權中黨員人數的減少而受到削弱，反而因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占有優勢，以自己的表率行動貫徹執行黨的正確政策，更加有效地實現了黨的領導。

（四）關于權利結構設置上

邊區的政權由立法、行政、司法三部分組成。各級參議會為各級政權的最高立法機關、權力機關和監督機關，各級政府服從參議會的決議，對其負責，接受它的監督及彈劾。三個政權機關的基本關系是，立法與行政并立，行政從屬立法，立法監督行政；行政領導司法，司法實行審判獨立。

（五）實行“精兵簡政”

晉綏軍區主力部隊由三萬余人減至二點五萬人，地方武裝由六千五百二十一人減至五千余人。主力軍與地方武裝共精簡了六千六百余人，占晉綏軍區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六點九。在晉綏部隊進行徹底精兵的同時，邊區黨、政、民機關也實行了認真的簡政。到1942年底，據二十八個縣的統計，整個政權系統機關人員由一萬八千余人人減為七千四百八十九人，其中行署至縣、區級機關人員減去五千九百四十九人，村級減去五千五百六十六人，區公所編制由十五人減為七人，村公所編制由八人減為三至五人。在機構上，將三、四專署合并為三專署，嵐縣劃歸三專署，五專署委托綏察行署領導，五專署東四縣辦事處撤銷，五、九地委合并為五地委，朔縣劃歸五專署，離東縣劃歸八專署，八專署平原辦事處撤銷，七、八地委合并為八地委。取消了區級各種助理員和村級各種形式的委員會，縣政府民政、教育科合并，財政、糧食科合并，貿易局、銀行合并，公安局戰士與各級政府警衛連合并，接敵區的縣政府不分科，公安局、武委會的伙食合并到各級政府，設立統一財政的財經委員會。晉綏抗聯原有的工、農、青、婦各救聯不再獨立存在，改在抗聯之下分設工、農、青、婦各部。晉綏邊區黨、政、軍、民機關通過徹底的精兵簡政，使整個根據地的各類、各級機關適應了敵后游擊戰爭的需要。精兵簡政后，全邊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給根據地造成的極端困難，堅持了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并為根據地的恢復和再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六、“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的啟示和意義

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三三制”政權，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三三制”政權建設中體現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原則和精神，使其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有效載體，從而成為人民政協這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重要機構產生的雛形。在今天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統一戰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這要求我們不斷地從理論和實踐層面認真探討、研究，不斷進行創新。

（作者：衛晉鵬 張逸飛，單位：山西省呂梁市委史志研究室）